李兰香的脸颊，比供销社门口挂着的大红灯笼还要烫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农村媳妇，当着“街面儿”上（镇上的主路）来来往往的人，亲自家男人一口，这简直是是“耍流氓”！

她亲完就后悔了，整个人都快缩到了徐军的怀里，滚烫的脸颊死死地贴在他的胸膛上，不敢抬头。

“哎呦！”

徐军自己也愣住了，他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几道或惊讶或暧昧的目光。

他摸了摸侧脸上那个湿热的印记，非但没觉得不好意思，反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。

这是他媳妇儿！

他哈哈大笑起来，一把抓住了李兰香发烫的手，拉着她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供销社的大门。

“走！咱家‘老板娘’，今天必须穿上新衣裳！”

1982年的供销社，依旧是镇上最“洋气”、最热闹的地方。

一进门，一股子混杂着煤油、肥皂、旱烟叶和“的确良”布料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

左边是“日杂百货”柜台，摆着暖水瓶、搪瓷盆、“永久”牌的28大杠自行车（标价180元，还得要票）。右边就是“针织布匹”柜台。

柜台后面，站着一个烫着卷发、穿着的确良花衬衫的中年女售货员。

她正低着头，用算盘“噼里啪啦”地算着什么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这就是国营商店的“铁饭碗”，态度谈不上坏，但绝对谈不上好，充满了大城市对乡下的优越感。

李兰香下意识地松开了徐军的手，又往后缩了半步。

她太熟悉这种地方了。

以前她自己来，买根针线或者半尺“衬里布”，都得在这柜台前站半天，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，人家才肯搭理。

可徐军却毫不在意。

他拉着李兰香，径直走到了柜台前，用手指“笃笃笃”地敲了敲玻璃台面。

“同志。”

那女售货员这才不紧不慢地抬起头，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——两个穿着带补丁的蓝布褂子，浑身土腥味的“泥腿子”。

她的眼神又恢复了淡漠：“买啥？先说好，布匹得要布票。”

李兰香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又凉了。

她光顾着高兴，忘了这茬！

布票，那可是比钱还金贵的东西，城里职工一年才发那么几尺，他们农村户口哪有？

她刚想拉徐军的衣角，示意“算了”，徐军却抢先一步开了口。

“同志，我不要布票的。”

女售货员皱起了眉，刚想说“不要布票的你来干啥”，就听徐军继续说道：

“我用这个。”

徐军不慌不忙地从兜里，摸出了几张何老板私下给他的、皱巴巴的“工业券”。

在80年代初，工业券是硬通货，很多地方比布票还好使。

女售货员的眼神微微一变，那股子不耐烦淡了些，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高大、沉稳的男人。

“工业券……也行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“那你要啥布？”

“要那个。”

徐军的手，越过那些灰扑扑的劳动布、蓝花布，径直指向了货架最顶上、最显眼的那一卷——

“正红色”的“的确良”（涤纶）！

“军哥！不……不行！”

李兰香吓得魂都飞了，一把拽住他，“那是‘的确良’！贵死人！而且太艳了！这这穿出去，还不被人戳脊梁骨骂‘骚’啊！”

在农村，正经媳妇儿哪有穿这么红的？不是“破鞋”就是“二婚头”！

女售货员也撇了撇嘴，显然是认同李兰香的话。

“怕啥？”

徐军回头，握住妻子的手，他的手掌宽大而温暖。

“我媳妇儿，长得俊，皮肤白，就该穿这正红色！”

他转头对售货员道，“咱家要盖新房了，扯红布，喜庆！”

“盖新房？”

女售货员的眼神又变了，这次是实实在在的惊讶。

“同志，就这个，给我扯两‘丈’（约6.7米）！”

“两丈？！”李兰香的眼睛都瞪圆了。

两丈布，足够她从里到外做一身新褂子新裤子，还绰绰有余！

“军哥，使不了……使不了那么多……”她急得直摆手。

“听我的。”徐军不容分说地按住她，“老板娘，就得有老板娘的样子。”

“……好。”

李兰香不再说话了，她低下头，眼圈却“唰”地一下红了。她死死地咬着嘴唇。

“算你这媳妇儿有福气。”

女售货员嘀咕了一句，但态度已经彻底变了。

她麻利地搬下那卷红布，“刺啦——”一声扯开，用木尺“啪、啪、啪”地量足了两丈，剪刀“咔嚓咔嚓”几下。

“一共八块四毛钱，再加两丈工业券。”

在1982年，的确良布一米（三尺）要两块多钱，两丈布（六米多）这个价钱，绝对是“奢侈品”！

徐军看都没看，从李兰香的兜里（她还懵着，任由他掏）摸出钱夹，数出了钱和票。

李兰香哆哆嗦嗦地接过那匹沉甸甸、滑溜溜的红布。

那布料是如此的鲜艳，刺得她眼睛都有些发慌，但她的心，却像是被这团火给彻底点燃了。

“下一站，铁匠铺！”

徐军提着买好的烟和糖，拉着还像在梦游一样的李兰香，走出了供销社。

镇上的铁匠铺在最东头，离老远就能听到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，和那股子浓烈的、热铁和煤烟混合的气味。

一个光着膀子、满身黑灰的老师傅正抡着大锤，砸着一块烧红的铁犁铧。

“老师傅，歇歇。”

徐军递上了一根刚买的“大前门”。

老师傅停下手，接过烟，挂在耳朵上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打啥？”

“打几样家伙事儿。”徐军也不废话，“一口好钢的锄头，一把宽口的铁锹，要结实，能和石灰的那种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另外……”

徐军从怀里摸出一张纸，这是他昨晚连夜画的，“打十二支这个。”

老师傅接过图纸，借着火光一看，愣住了。

那纸上，画着两种箭头，一种是宽面、带血槽的“柳叶箭”；另一种是三棱锥形、带倒刺的“三棱箭”。

“小子……你这是打猎用？”

“防身。”

徐军淡淡道。

“好钢可不便宜。”

“用最好的钢。”

徐军从兜里掏出十块钱，拍在铁砧上，“这是定金。三天后，我来取。”

老师傅看着那十块钱，又看了看徐军那双精光内敛的眼睛，点了点头：“三天后，这会儿，来取。”

办完了这两件事，才到了今天的“正事”。

徐军赶着骡车，拉着李兰香，来到了镇子北郊的“红旗机械厂”。

这厂子可了不得，红砖的高墙，乌黑的大铁门，门口还站着个戴着红袖标的门卫（传达室大爷），威风凛凛。

李兰香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
徐军却坦然自若，他把骡车停在远处，提上一条“长白山”香烟，和一包“高粱饴”，独自走了过去。

“大爷，忙着呢？”

徐军笑着递上根烟。

门卫大爷斜了他一眼，没接：“干啥的？厂区重地，闲人免进。”

“大爷，我找后勤科的李科长。”

徐军不慌不忙，把那包糖也塞了过去，“我是‘老何记’的何老板介绍来的，昨天刚给你们厂食堂送了批野猪肉，李科长说让我今天来找他，有点‘票’的事要谈。”

一听“何老板”和“野猪肉”，门卫大爷的脸色缓和了，又看了看他手里的“长白山”，这才慢悠悠地拿起了桌上的电话。

“喂，后勤科吗？……哎，我老张。门口有个姓徐的小伙子，说是何老板介绍的，找李科长……哎，好，好。”

放下电话，他指了指里面：“进去吧，左拐第二栋楼，三楼，301。”

“谢您嘞，大爷！”

徐军顺势把那整条烟塞进了传达室的窗户，转身就走。

李兰香在车上，紧张地看着徐军走进了那栋威严的“高楼”。

她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盖房……青砖大瓦房……”

她反复念叨着，手心里的汗把那块“大白兔”糖纸都给浸湿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李兰香觉得比一个世纪还漫长。

就在她坐立不安，以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的时候，徐军的身影终于从大楼里走了出来。

他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，两手空空。

李兰香的心，猛地往下一沉。

“军哥……”

她迎了上去，声音都在发颤，“没事。咱盖不起砖房，咱用泥巴，俺也能给你垒个结实的。”

徐军没有说话。

他爬上骡车，在李兰香快要哭出来的时候，才缓缓地从贴身的内兜里，摸出了一张薄薄的、盖着鲜红印章的纸。

不是正式的“票”，而是一张盖着“红旗机械厂-后勤科”公章的“领料单（调拨）”。

“这是啥？”

李兰香哽咽着问。

“这是咱家的‘房票’。”

徐军笑了，那笑容里，是如释重负和强大的自信。

“红旗机械厂的砖窑，这个月刚烧好一批青砖。李科长批给咱们了——五千块青砖，两千片瓦，十袋洋灰！”

“全按……‘出厂价’给咱结！”

“五千块？！”

李兰香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砖！

“军哥！”

她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抱住了徐军的胳膊，当着镇子的大路，放声大哭起来！

这一次，是她这辈子，流过的最甜的眼泪。

“傻丫头，哭啥。”

徐军笨拙地拍着她的背，“坐稳了，咱回家！过两天，咱就请人，盖房！”

骡车再次“咕噜咕”地踏上了归途。

李兰香的哭声渐渐停了，她只是红着眼睛，一会儿摸摸怀里那匹滚烫的红布，一会儿又从兜里掏出那包“大白兔”奶糖。

她小心翼翼地剥开一颗，半透明的糯米纸都舍不得扔，仔仔细细地折好。

她看了看身边赶车的男人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自己吃，而是踮起脚尖，把那颗散发着浓郁奶香的糖，轻轻地塞进了徐军的嘴里。

“甜不？”

她仰着脸，小声问，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
徐军嚼着那颗又香又甜的糖，只觉得那股甜意，从舌尖一直化开到了心底。

他腾出一只手，用力地握住了妻子那只因为紧张而微凉的手。

“甜。”

他转过头，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地说道：

“兰香，以后咱家的日子，会比这糖，还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