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J说完，唱片转动，邓丽君甜美的声音流出：

“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……”

可这次听，那甜蜜里竟咂摸出了苦味。

最夸张的是歌厅。

台北“七重天”歌厅，头牌白冰冰在唱《甜蜜蜜》。

唱到一半，台下有客人喊：“唱《给李翘的信》啦！”

白冰冰愣住：“那是什么歌？”

“日本歌！山口百惠和邓丽君合唱的！讲的就是我们台湾人啦！”

歌厅经理赶紧派人去买唱片。

——这首歌还没正式引进，只有走私的试听带。

那天晚上，“七重天”破天荒放了日文歌。

当邓丽君和山口百惠的声音，交织着唱出“生きる/活着”时，台下哭倒一片。

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趴在桌上，肩膀耸动。

服务生过去，想问要不要毛巾。

只听见他喃喃自语：“阿惠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没人知道阿惠是谁。

但所有人都懂。

台中，眷村。

几个老兵，聚在村口杂货店。

守着收音机听《给李翘的信》。

日文听不懂，但旋律懂。

——那调子里有乡愁，乡愁是全球通用的语言。

听完，最老的陈伯伯站起身。

他七十八岁，背驼得像问号。

走路时左腿拖着右腿。

——那是金门炮战时，留下的纪念。

他慢慢走回自家铁皮屋，从床底拖出一个樟木箱。

打开，里面是泛黄的照片：

年轻时的他穿着笔挺军装，身旁站着穿碎花旗袍的未婚妻。

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小字：“民国三十八年春，于金陵照相馆。望君早归。”

他对着照片轻声说：“阿芳，有部电影，讲的就是我们这种人。”

然后他哭了。

一个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老兵，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邻居听见哭声，过来看，也红了眼眶。

没人劝，都懂。

——这种苦埋在心里几十年，早就发酵成坚硬的结块。

突然有这么一部电影，像温柔的手轻轻一碰，结块就化了，流出滚烫的液体。

那天下午，整个眷村的老兵。

在里长组织下，集体去看《甜蜜蜜》。

戏院特设“荣民专场”，票价五折。

——其实戏院经理本想免费，老兵们坚持付钱：“我们有钱！我们有终身俸！”

放映结束，灯光亮起。

戏院经理出来，看见一幕他终生难忘的场景：

几十个白发苍苍的老兵，整齐地坐在座位上，没人动。

他们看着银幕。

——虽然已经一片空白。

——仿佛还能看见李翘，在东京街头奔跑的身影。

经理轻声问：“各位伯伯，电影放完了。”

坐在第一排的陈伯伯，慢慢站起身，转了个个。

对他敬了个军礼。

——不是标准的军礼，手在抖，关节因风湿变形。

但眼神庄重，如三十年前在升旗典礼上。

然后一个接一个，所有老兵都起身敬礼。

铁皮屋里住了三十年、被年轻人笑说“老顽固”的这群人，此刻站成一片沉默的森林。

经理眼泪唰地流下来，赶忙深深鞠躬回礼。

后来他在采访中说：“他们敬的不是我，敬的是‘被记住’。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，人人皆见，无人可诉。今天这部电影说：我看见了，我记住了——这就够了。”

高雄港，渔船码头。

阿雄从戏院回来后，在码头转播电影。

十几个渔工围着听他讲，海风吹得他们皮肤，皴裂如老树皮。

“那个李翘啊，跟我们一样啦！也是离乡背井做工。她在东京吃云吞面，我们在渔船吃冷便当。她哭，我们也哭过啦——第一次出海想家，躲在船舱哭，怕被笑，把脸埋进臭棉被里。”

有人问：“那最后呢？最后她怎么样了？”

阿雄想了想，说了一句渔工们会记一辈子的话。

“最后她继续活啊。吃完面，洗碗，睡觉，第二天继续上班。太阳照样升起，渔船照样出海——老天爷才不管你哭没哭过。”

码头沉默，只有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。

然后一个老渔工说：“对啦。不然还能怎样？日子总要过啦。”

那天收工后，几个渔工破例没喝酒，去了岸上面摊。

阿雄点了三碗面：

一碗阳春面清汤寡水，一碗榨菜肉丝面内容丰富，第三碗是猪脚面线。

“阳春面给昨天的我，”

阿雄把第一碗，推到桌边空位，“肉丝面给明天的我。”

第二碗放在自己面前，“中间这碗猪脚面线——”

他看向老渔工，“给现在的我们，补补身子，继续熬。”

面摊老板听懂了。

这个平时锱铢必较的潮州人，默默多切了一盘卤蛋、一碟花生米。

端上桌时说了句：“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啦。你们……辛苦了。”

“辛苦什么！”

阿雄大笑，笑声却有点哑，“全台湾谁不辛苦？”

他们吃面，呼噜呼噜，声音很响。

吃得额头冒汗，吃得眼泪掉进汤里也不顾。

吃完，阿雄掏出皱巴巴的钞票付账。

——三碗面钱，加一盘卤蛋，正好是他今天工钱的三分之一。

走出面摊时，夜空有星。

阿雄突然说：“其实我骗了你们。”

众人看他。

“我根本不是广东人。”

阿雄望着海的方向，“我福建泉州人，民国三十八年，跟阿爸来台湾。阿妈和妹妹没赶上船……后来听说，阿妈在码头等了七天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
“李翘在东京等黎小军，我阿妈在泉州等我阿爸。都是等，都等不到。”

没人说话。

许久，老渔工拍拍他的肩：“走了，明天四点出海。”

他们走向渔船，背影融进夜色。

而就在这一刻。

——台北，鑫时代台湾办事处（刚刚挂牌三天），电话铃声炸成了除夕夜的鞭炮。

深夜，基隆港。

最后一班渡轮靠岸。

下船的人里，有个年轻女孩，背着和李翘同款的帆布包。

——那是她看完电影后，特意去二手店淘的。

女孩叫阿惠，高职毕业。

今天刚从台中，北上来找工作。

在台北戏院看了《甜蜜蜜》，哭完整整一包面纸。

散场后，她做了个决定：

不找轻松的文员工作了，去学手艺，做裁缝。

“像李翘一样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
她对送行的朋友说，“从缝扣子开始，总有一天能自己做旗袍。”

现在她站在基隆港，看着港口的灯火。

远处渔船归航的汽笛声，苍凉悠长。

像从很远、很远的岁月那头传来。

她忽然想起电影里，李翘的话：“东京再大，大不过人的脚步。”

阿惠轻声哼起《甜蜜蜜》。

哼着哼着，眼泪又来了。

——这次不是悲伤的泪，是某种滚烫的、像熔岩一样的东西。

她没擦，海风吹干，任脸颊上留下泪的印记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握紧背包带。

背包里，只有两套换洗衣物。

一本《裁剪入门》、一张全家福，还有昨晚写好的信。

“阿爸阿母，我在台北很好，勿念。我会像电影里那个人一样，认真活下去。”

转身走向台北的方向时，她的步伐不轻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

就像李翘走出东京中华餐馆时那样。

——吃完面，洗把脸，把眼泪和着面汤一起咽下。

然后推开门，走进东京的夜色。

生活还要继续。

而所有认真继续的人，都会在某个时刻。

——也许是午夜梦回时，也许是吃着突然掉泪时。

——听见来自海峡对岸，或更远地方传来的回音。

那回音说：

“你不是一个人。”

“我们都在。”

“继续。”

海风送来远处渔船的灯火，明明灭灭，像应答，像诺言。

阿惠越走越远，身影渐渐融进台北的万家灯火。

而她的背包上，“台中”二字，在月光下微微发亮。

——那是她出发的地方，也将是她永远回望的故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