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五早上六点，我照旧起来煮粥。红枣少放一半。粥盛进保温杯，我把绿萝从书架最上头搬下来，花盆底下垫了一张旧报纸，抱着出门。
天还没亮透，风很冷。楼下的早点摊已经在支棚子，油锅呲啦一声，混着风传上来。绿萝的叶子在风里晃，有一片擦着我的下巴，凉丝丝的。她妈回上海第三天了，楼道里安静得有点空，没有人絮叨，也没有人打电话。
到医院的时候，她刚醒，靠在床头。看见我抱着绿萝进来，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还真搬来了。”
“你说让搬的。”我把花盆放在窗台上。
她看着那盆绿萝，看了一会儿。“浇过水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土还湿着。”
“昨天浇的。”我说，“土都裂了。”
她没接话，伸手碰了碰最边上那片叶子，又收回去。“它比你听话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叫它来，它就来了。”
我没接话。她也没再说什么，拧开保温杯盖，喝了一口粥。“正好。”她说。
窗台上原来空着，现在多了一盆绿萝。叶子有点蔫，但绿着。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照在叶子上。护士进来量体温，看见窗台上的绿萝，说：“哟，住院还养上花了。”她说：“好看吗。”护士说：“好看。”她没接话，把粥喝完，把保温杯递给我。
“我中午过来。”我说。
“不用天天来。”她说。
“粥谁送。”我说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拿起保温杯，走到门口，她叫住我：“绿萝。”
“嗯。”
“窗台晚上凉。”她说，“别让它冻着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出了医院，风灌进领子。我骑上车回店里，把卷帘门拉开，灰尘照例落一层。开了灯，先把门玻璃擦了。玻璃上没什么灰，昨天擦过，我还是擦了一遍。
上午九点，对面早点摊的老板娘隔着马路喊我：“小沈，今天还开啊。”
“开。”我说。
“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“快了。”我说。
“她这人，店要是三天不开门，自己先念叨死。”老板娘说。
“是。”我说。
上午十点，我把混音工程从头到尾又听了一遍。第四版。客户要的那种又亮又脆的声音，改到这一版，总算像样了。我导出发送，又给苏荷发了条消息：“交了。”
过了两分钟，手机响，是苏荷。
“沈老师。”她说，“客户那边我回完了，说这版可以，比之前亮堂多了。尾款你不用管了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王哥那单，下个月开工。”她说，“材料我发你了，你有空看看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“不急。”她说，“你先把你的歌写完。”
我没接话。她总是这样，催的时候是真催，可最后一句，总是先把我的歌放在前面。
“你那个歌呢。”她说，“写完没有。”
“还差一句。”我说。
“又是那一句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第二段副歌底下那段和声，你删了没有。”她说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“没删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声音里听不出什么，“我还当你删了。”
“好听。”我说。
“那是。”她说，“我加的时候就知道。”她笑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沈老师，我问你个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你写歌的时候，是不是从来不听自己写的。”她说，“你要是听一遍，你就知道它已经很好了。”
我拿着手机，没说话。柜台上的价签被风掀起一个角，又落下去。
“还有。”她说，“那句，到底是写给谁听的。”
窗外有车开过去。店里很静。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
“写给一个人的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声音里听不出什么，“那这个人知道吗。”
我没接话。
她笑了一声：“行，我不问了。说正事——我票订好了，下个月八号，下午三点四十到北京。”
“下个月八号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成都这边的事我都安排好了。假请好了，东西该寄的寄了，该留的留了。我妈给你装了一罐萝卜干，一瓶豆瓣酱，自己做的，我背过去。”
“你妈知道我。”我说。
“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跟她说，我老板是个只会写歌不会吃饭的人。”
“我吃饭。”我说。
“行。”她笑，“那你下个月八号，有空没有。”
“有空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来接我。”她说，“我人生地不熟的，就认识你一个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到了给我发消息。”
“发。”她说。她停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你那书店，还开着呢。”
“开着。”我说。
“你一个人看店，还送粥，还交货，忙得过来吗。”
“忙得过来。”我说。
“行。”她说，“等我来了，我帮你站一天柜台，让你歇歇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“不用。”
“用的。”她说，“就这么定了。”她挂了电话。
我站在柜台后面，手机还贴在耳朵边，里面已经成了忙音。我把手机放下，看了一眼窗外。天很蓝，没有云。
下个月八号，下午三点四十。我拿起手机，在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：八号，接苏荷。打完，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，又补了两个字：北京。
中午，我关了店门，去医院。她正靠在床头翻乐理书，窗台上的绿萝晒着太阳，叶子比早上精神了一点。
“店里怎么样。”她问。
“卖了两本。”我说，“一本诗集，一本旧小说。”
她点点头。“粥还有吗。”
“晚上我再送。”我说。
她合上书，看着窗台上的绿萝：“它比我精神。”
我没接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我同事下个月八号来北京。”
“哪个同事。”她没抬头。
“苏荷。”我说，“录音棚那边的。来玩几天。”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那你带人家吃顿好的。”
“嗯。”
她翻了一页书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她知道你写歌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那她来北京，是来听你唱歌的。”
我没接话。她也没再说什么。走廊里有人推车过去，轱辘碾着地面，咯噔咯噔的。
“她住哪儿。”她问。
“酒店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别让人家一个人住酒店。你那个出租屋，收拾收拾，请人家来坐坐，喝杯茶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“就一张床。”
“我说让你请人家来坐坐。”她说，“你想哪儿去了。”
我没接话。她低下头，翻了一页书，耳朵根有点红。
下午，我回店里。太阳很好，透过玻璃照进来，照在书架最上头。那里空了一块——绿萝搬走了。我看着那个空位，站了一会儿，把两本被人抽出来放乱的书归回原位。
下午两点，进来一个年轻男人，在诗歌那一排转了两圈，抽出一本，翻了翻，又放回去，空着手走了。我站起来，又坐下。他走的时候，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。我忽然有点明白她为什么在店里放那么多旧书——书不是卖的，是等人来翻的。
傍晚，我关了店门，去医院送粥。她正靠在床头，窗台上的绿萝映着走廊的灯光。她喝粥，我看着窗外。天快黑了，路灯亮起来。
“绿萝晚上冷吗。”她说。
“你说别冻着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明天白天，你把它搬出去晒晒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。
那晚回到出租屋，我坐在窗边，抱着吉他，对着书店的方向，又弹了一遍副歌。三句。第四句，我还是没写出来。
苏荷的声音在耳朵里转：“这句，到底是写给谁听的。”
我弹到第三句的末尾，停住。手指按在弦上，等着那个一直没落下来的音。窗台上空着。绿萝在医院，窗台上，她伸手够得着的地方。
我忽然想，也许那句歌词不是写不出来。是写出来容易，当着她的面唱，难。
我放下吉他，把纸拿出来，写了一行：
写给你的。
写完，我看着那四个字。念了一遍。又念了一遍。太直白了。可我想不出比这更对的。
我没有划掉，也没有再改。纸折好，塞回吉他包最里层。
明天早上，还要煮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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