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后快满两个月的时候，日子彻底稳下来了。
早上总是她先醒。我睁开眼的时候，她已经站在窗台前了，弯着腰，看那盆麦子。
麦子到小腿肚高了，一根一根立得笔直，密密的一盆，绿得发亮。她看得认真，像看谱子一样认真。
“你今天又看它了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它每天都不一样。”
“哪不一样。”
“说不上来。”她说，“就是不一样。昨天那根还弯着，今天就直了。”
我走过去，跟她并排站着。风从纱帘缝里进来，麦苗轻轻晃，像一排点头的小人。
“你以前看谱子，也这样。”我说。
“谱子会告诉我哪儿错了。”她说，“它不会。它只管长。”
早饭很简单。她煎了两个蛋，一人一个。我的那个多撒了一点盐——她记得我口重。
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走同一个方向。到路口，她往左去书店，我往右去回声。
“中午过来吃饭。”她说。
“吃什么。”
“到了就知道了。”
回声里凉快。旧厂房墙厚，太阳晒不透，一进门，汗就收了一半。我到回声第一件事，是烧水，泡一壶从成都带回来的老茶。北川说过，我这壶茶比录音设备还金贵。我说，设备是吃饭的，这茶是想家的。
我先把排期表最上头那格划掉——六月的活，昨天全清完了。七月那格写着三个字：大学乐队。北川牵的线，说定了下月初进棚。
上午我把那三首歌的谱子又过了一遍，在几处标了记号。活儿不重，重的是不能砸了回声的招牌。
十一点半，我锁了门，往书店走。
书店门口的薄荷长疯了。那盆薄荷还是去年秋天搁在窗台上的，如今蹿得老高，叶子挤挤挨挨，碰一下就一股清凉。她掐了几片，洗干净，泡了两杯水。
我进门的时候，她正把其中一杯放在柜台上。
“苦。”我喝了一口，说。
“提神。”她说。
“大中午的，提什么神。”
她没答，低头翻账本。窗外的光打在她头发上，她如今比刚认识的时候胖了一点，气色好，连耳垂都显得厚实了。
午饭是小电锅做的面条，拌了芝麻酱，码了黄瓜丝。夏天吃这个，顺口。
“你店里那台小电锅，快成咱家的灶了。”我说。
“好用就行。”她说，“我妈说的，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不是换出来的。”
“阿姨这话在理。”
她瞪了我一眼，自己先笑了。
吃完，我把碗洗了。她靠在柜台边，拿那杯薄荷水慢慢喝。店里没客人，蝉声隔着玻璃，闷闷的，一浪一浪。
午后来了个阿姨买书，看见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小两口又搭伙呢。”
“搭伙。”她说。
阿姨拎着书走了，走到门口还回头看了一眼。
“下午我练琴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我回去把那三首谱子收个尾。”
“晚上想吃什么。”
“你做什么我吃什么。”
她哼了一声，像是嫌我嘴滑。
下午三点，琴声从里间飘出来。我坐在外间，把那三首歌的谱子收尾，听着她拉琴。琴房那扇门是隔音的，可夏天她嫌闷，留了一条缝。琴声就从那条缝里漏出来，低低的，给干活的声音垫了个底。
有一回琴声停了。我抬头，她站在里间门口，手里端着两杯薄荷水。
“给你续一杯。”她说。
“你练完了。”
“歇会儿。”
她把水放下，没走，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谱子，才又进去。
她练的曲子我听熟了。大提琴在她手里，如今像一件合身的衣裳，穿脱都顺手。
五点半，她出来，额角有一层细汗。
“走吧。”她说，“买菜去。”
菜场里人多。她挑菜，我拎袋子。她挑菜有个毛病，一根一根挑，不嫌麻烦。卖菜的大叔认得她，每次都多搭一把葱。
“你俩又来了。”大叔说，“天天来，跟上班似的。”
“买菜就是上班。”她说。
大叔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她挑两根丝瓜，先嫌老，又换了嫩的，来回比了半天。我在旁边看，一点也不催。以前我不懂，她买菜为什么这么慢。后来懂了——她不是在挑菜，是在过日子。
回家她熬绿豆汤。锅里咕嘟咕嘟响，她拿勺子撇着沫，说等凉到温的再喝。
“你唱歌费嗓子，冰的伤身。”她说。
“知道了。”
“知道还不听。”
“听了。”我说，“这不是等着喝温的嘛。”
她抿着嘴，没忍住，弯了一下。
晚饭是凉面配绿豆汤。吃完饭，天还大亮着——夏天的日头长，七八点钟，天边还挂着红。
我们搬了两把椅子，在阳台上坐着。麦子就在手边。晚风一吹，满盆的绿叶子沙沙响。
“它什么时候抽穗。”我问。
“还早。”她说，“种下去才一个来月。麦子不急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它不急。”
“它要真急，就不会按自己的时候长了。”她说，“你看它，今天长一点，明天长一点。你不觉得，隔三天看，就明显了。”
我蹲下去，凑近看了看。确实，比三天前又高了一截。
“你天天看它，看不出来。”她说，“日子也一样。天天过，觉不出快。可隔一段回头看，就都不一样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去年这时候，我还在成都，每天泡在回声堂里，磨那六首歌。
“去年这时候，我还在成都。”我说。
“今年呢。”她问。
“今年，在回声里，磨三首大学生的歌。”
“那明年呢。”
“明年…”我说到一半，卡住了。
“别想了。”她说，“明年的事，明年再说。”
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，又落下去。蝉声不知什么时候歇了，远处有谁家在收衣服，收得叮叮当当。
“你那个空白工程，还在呢。”她忽然说。
“在。还是空的。”
“空了快一年了吧。”
“从成都建好，就一直空着。”我说。
“你给它想过名字吗。”
“想过好几个，都不像。”
“不急。”她说，“名字是最后长出来的。它跟麦子一样，时候到了，自己就长出来了。”
我看着她。她没看我，看着那盆麦子。
夜里，她先躺下了。我关了灯，在窗台边又站了一会儿。
麦子在黑暗里看不见，只有风。可我知道它在那儿，明天早上，又会比今天高一点。
日子也是这样。不声不响的，一格一格，往前过。
从前我总觉得，日子要有点响动才算数——有演出的掌声，有婚礼的鞭炮，有一首歌写完的痛快。可这些天我忽然明白，撑起日子的，不是那些响动。
是早上窗台前的一眼，是路口那句“中午过来吃饭”，是柜台上一杯温温的薄荷水，是傍晚一把搭进袋子里的葱。
是她在，我也在。谁也没打算走。
这就稳当了。
我躺回去的时候，她在黑暗里翻了个身，含含糊糊地问：“麦子浇了吗。”
“浇了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又睡过去了。
我睁着眼，看了一会儿天花板。窗台上，那盆麦子正在黑夜里，不声不响地长。
明天，又是这么一天。平平常常的，稳稳当当的。
我竟然有点盼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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