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聿的邀约，来得很安静。

不是电话，不是短信。

是一封信。

白色的信封，没有寄件人。

放在工作室的信箱里，夹在一堆广告中间。

我拆开的时候，手指是凉的。

信纸上只有一行字，打印体：

“顾老师，拆局拆了三十步。要不要来看看，局是怎么搭的。——周”

我盯着那行字。

打印机出的字，方方正正。

和离婚协议上那行署名，是同一种字体。

我把信给林飒看。

她看完，脸白了。

“你不能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你还想去？”

空气停了半拍。

“我想。”我说。

“顾晚，”她声音拔高了，“这是明摆着的套。”

“是套。”我说，“可他为什么现在下这个套？”

林飒愣住。

“立案了，壳公司的实名信息查出来了。”我说。

“崔女士供了名单，许知远删了视频，沈砚之倒了。”

我低头看了自己的手一眼。

“他这盘棋，正在一块一块被抽。”

“这时候他约我，”我说，“不是因为他想赢。”

“是因为他开始怕了。”

林飒盯着我。

“所以你去，是趁他怕？”

“我去，”我说，“是要看看，他怕成什么样。”

林飒盯着我看了很久。

“行。”她最后说，“你去。”

“你不拦我了？”

“拦不住。”她说，“而且你说得对——他怕了。”

门外有人走过，脚步没停。

“怕的人会露破绽。”

“但我有条件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远处有人在说话，隔着墙，听不清词。

“第一，地点发我。”她说，“第二，每半小时给我发一次定位。”

“第三，”她说，“你要是超过两小时没消息，我就报警。”

我看着她。

三条，没有一条是“别去”。

全是“去，但要活着回来”。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那天下午，我想起三年前那次去会所。

沈砚之带我去的，说是“见见我老师”。

那天下着小雨。

车开到门口，他先下车，绕过来给我开门。

那个动作我当时很感动。

现在我知道，那是教材第七讲的内容：

“用仪式感建立权威感”。

进门以后，他让我在客厅等。

等了四十分钟。

四十分钟里，没有人跟我说话。

只有一个阿姨，每隔十分钟来添一次茶。

我当时以为那是“重视”。

现在我知道，那叫“冷启动”。

先让你等，再让你见到人。

等得越久，见到的人就越有分量。

三年前我被这套东西摆了一道，还觉得对方有排场。

想到这儿，我笑了一下。

笑得很淡。

手机在桌上震。

是陆珩发来的消息。

只有一句：

“我在你楼下。不下车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什么时候走。”

我看着那行字。

屋里有股淡淡的墨味，是那封信的味道。

我走到窗边，往下看。

楼下的路灯旁边，停着一辆灰色的车。

车没熄火，尾灯亮着。

我站在窗边看了很久。

三年里，我等过很多人。

等他回家，等他回消息，等他一句解释。

我从来没想过，会有人在楼下等我。

我把窗帘拉上，回到桌前。

桌上那封信还在。

我把它装回信封，放进抽屉。

不是收起来。

是留着。

三个月来，我留了三十一个文件。

这是第三十二个。

也是第一个，写着“邀请”的文件。

以前那些，都是我追着要的。

这一个，是他自己送来的。

我盯着抽屉看了两秒，关上。

关上以后，屋里安静下来。

我听见自己的呼吸，很轻，很稳。

三年里，我听过无数次自己的呼吸。

在等他回家的夜里，在被他说“你想多了”之后的夜里。

那些时候，我的呼吸是乱的。

今天不是。

今天它很稳。

稳到我听见它的时候就知道——

这一次，是我走过去，不是他叫我过去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信拍了下来，发给陆珩。

他十分钟后回了电话。

“我陪你去。”他说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顾晚——”

“陆珩，”我打断他，“他约的是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你去了，他就什么都不说了。”

电话那头静了很久。

“那你至少，”他说，“让我知道地点。”

我报了地址。

信上写的地方，是城郊一个旧会所。

三年前沈砚之带我去过一次。

那时候他说，那是他“导师”的地盘。

我当时以为是附庸风雅。

现在我知道，那是他的课堂。

我把信又看了一遍。

纸是普通的A4，打印的。

没有折痕，没有气味。

干净得像刚从打印机里出来。

这一点最让我不舒服。

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吓你，他会用旧纸、用手写、用一切显得“私密”的东西。

可他没有。

他用最干净的纸，最普通的字体。

这说明他不打算吓我。

他打算“正式地”邀请我。

“顾晚，”陆珩在电话里说，“你别去。”

“我已经说了我要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还是想说一遍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你去了，”他说，“他就有机会'正式'地跟你对话。”

“而正式的对话，是有记录的。”

“他喜欢有记录。”

我握着手机，走到窗边。

楼下有人在遛狗，狗绳是荧光绿的，在夜里很亮。

“陆珩，”我说，“你知道他为什么约我吗？”

“因为你在拆他的学生。”

“不只是这个。”我说，“他约我，是因为我拆到了'名单'。”

“名单是他的底。”

“前面的人被拆掉，他可以换。”

“名单被拆掉，他就得换一整套体系。”

电话那头静了几秒。

“所以你去，”他说，“是把他的底牌摊在桌上。”

“不是摊。”我说，“是让他自己抽出来给我看。”

我咽了一下，声音才找到位置。

“顾晚——”

“我知道风险。”我说，“我想清楚了。”

我把那三条原则，又念了一遍给自己听。

第一条：带两支笔。一支明，一支暗。

第二条：不说“我要揭穿你”，只问“为什么”。

第三条：如果他提到我自己的过去，不许躲。

第三条最难。

因为我的过去，是唯一能让我软下来的东西。

二十六岁那年，我学过那套东西。

我用过。

如果他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摊开——

我能不能站着听？

我不知道。

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去，这件事就会一直悬着。

悬着的东西，比摊开的更伤人。

那天夜里我睡不着。

我把“周聿的影子”文件夹打开，从头翻到尾。

三十一个文件。

翻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我停住了。

那是我三个月前存的第一张截图。

离婚协议上那行打印体的名字。
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。

我只知道，那三个字不属于我丈夫。

就因为这一点点“不对劲”，我走到了今天。

我对着那张截图看了很久。

再关了电脑，躺下。

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，在天花板上留了一道浅浅的光。

我看着那道光，慢慢地睡着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打开电脑。

把“周聿的影子”文件夹里的三十一个文件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
看到最后，我新建了一个文档。

标题只有两个字：

赴约。

文档里第一条，我写：

“带两支笔。一支明，一支暗。”

第二条：

“不说'我要揭穿你'。只问'为什么'。”

第三条：

“如果他提到我自己的过去，不许躲。”

写完这三条，我靠在椅背上。

太阳穴又开始跳。

这一跳，和前三十次都不一样。

前三十次，是拆别人的局。

这一次，是我走进别人搭的局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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