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走了大约半个月，到了洪州。
洪州就是现在的南昌。唐朝的时候叫洪州，宋朝改了名，但老百姓还是习惯叫洪州。这个地方最出名的不是它的名字，是江边的一座楼——滕王阁。
“老头儿，那是什么？”泥鳅远远地指着江边一座高大的楼阁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“滕王阁。”
“滕王是谁？”
“唐朝的一个王爷，李元婴。李世民的弟弟。”
“他盖的？”
“嗯。盖了好几次了，烧了又盖，盖了又烧。现在这个大概是宋朝翻新的。”
“为什么烧了又盖？”
“因为有人写了篇文章，写得太好了。大家觉得这么好的文章不能没有楼，就盖了。”
泥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“什么文章？”
“《滕王阁序》。”
“谁写的？”
“王勃。”
“王勃是谁？”
“唐朝的一个年轻人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二十五六岁，比你大一点。”
泥鳅掰着手指算了算。“那他现在多大了？”
“死了。”
“怎么死的？”
“写完这篇文章没多久，坐船掉海里淹死了。”
泥鳅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好人不长命。”
阿瑶在旁边听着，突然说：“沈木，那篇文章——你在现场吗？”
我看了她一眼。
“在。”
泥鳅和阿瑶同时看向我，两双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。
“真的假的？！”泥鳅跳起来。
“真的。”
“那你讲讲！讲讲！”
我们找了滕王阁旁边的一个茶摊坐下。要了一壶茶，一碟花生米。泥鳅坐不住，屁股在凳子上扭来扭去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“老头儿你快说！”
“急什么，”我喝了一口茶，“先润润嗓子。”
“你喝了三口了！”
我放下茶杯，想了想从哪儿说起。
“那是唐朝，上元二年，公元675年。”
“那年秋天，王勃去交趾看望他父亲。路过洪州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滕王阁重修竣工。当时的洪州都督姓阎，在滕王阁上摆了个宴会，请了很多文人雅士来捧场。”
“王勃本来不在邀请名单上。他是个被朝廷贬斥的人，名声不好。但他有个朋友认识阎都督的幕僚，就把他带进去了。带进去也没人搭理他，安排他坐在最角落里，连杯茶都没人给他倒。”
泥鳅皱起眉头。“那也太欺负人了。”
“不欺负人，”我说，“在那个年代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。王勃是个‘罪人’，没人愿意跟他沾边。他能进去，已经是人家给面子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阎都督让大家写文章，给滕王阁作序。说是让大家写，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这是阎都督给他女婿铺路呢。他女婿姓孟，早就写好了一篇，就等着在宴会上拿出来惊艳四座。”
“那不是作弊吗？”泥鳅义愤填膺。
“这不算作弊，”阿瑶笑着说，“这叫人情世故。”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人情世故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所以没人真的写。都在那儿喝酒、聊天、互相吹捧。阎都督让人拿来纸笔，挨个儿让，大家都摇头说‘不敢不敢’、‘才疏学浅’、‘还是请孟公子大显身手’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轮到王勃了。”
泥鳅屏住了呼吸。
“他接过笔，说了一个字——‘好’。”
“‘好’？”
“对。就一个字。全场安静了。”
我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讲。
“阎都督的脸当时就绿了。他没想到真有这么不识趣的人。但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总不能把笔抢回来。他就找了个借口，说要去后面更衣，其实是不想看着王勃丢人现眼。”
“他走了之后，王勃就开始写。”
“他写字很快，一笔一画，行云流水。旁边的人都凑过来看，看了一会儿，没人说话了。”
“第一句是什么？”
“‘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’”
泥鳅挠了挠头。“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
“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”我说，“阎都督在后面听到有人报信，也这么说的：‘老生常谈，谁不会写。’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王勃写了第二句：‘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’”
“这什么意思？”泥鳅一脸茫然。
阿瑶给他解释：“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天上是翼星和轸星的分野，在地上连接着衡山和庐山。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。”
泥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“阎都督听到这句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‘嗯，有点意思。’”
“然后王勃写了第三句：‘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。’”
“这句呢？”泥鳅问。
“这句是说滕王阁的位置有多好，三江像衣襟一样环绕，五湖像衣带一样系着，控制着荆楚，连接着瓯越。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。”
“阎都督听到这句，不说话了。他从后面走回来，站在人群里看。”
“王勃继续写。写到‘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’的时候——”
“这句我知道！”泥鳅喊起来，“我听人念过！”
“对，这句最有名。王勃写到这句的时候，全场都站起来了。阎都督站在人群里，看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‘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矣。’”
泥鳅张着嘴，半天没合上。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王勃把整篇文章写完了。七百多个字，一气呵成，一个字都没改。写完之后，他把笔一扔，端起桌上的酒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走了。”
“走了？不吃饭？”
“不吃饭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滕王阁，看了一眼江上的落日，然后转身走了。那天是九月九，重阳节。江上的风很大，他的衣裳被风吹得猎猎响。”
“后来他就死了？”
“后来他坐船去交趾，在南海遇到风浪，掉进水里，淹死了。那年他才二十六七岁。那篇《滕王阁序》，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好文章。”
泥鳅沉默了。
“老头儿，”他过了一会儿说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“我在角落里。”
“你看见他写了？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他长什么样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很瘦。脸色苍白，像是很久没有好好吃过饭。手上有茧子，但不是干活磨出来的，是写字磨出来的。他穿的衣服很旧，洗得发白，但很干净。他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手在发抖。”
“为什么发抖？”
“因为他也知道，这是他最后一篇好文章了。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”
泥鳅不说话了。他把花生米一颗一颗地放进嘴里，嚼得很慢。
阿瑶坐在我旁边，安静地听着。
“沈木，”她突然说，“那天的落霞，是什么颜色的？”
“红色的。很红，像血。”
“孤鹜呢？”
“一只野鸭子，灰色的。飞得很低，贴着水面。”
“秋水呢？”
“也是红色的。被落霞染红的。”
“长天呢？”
“也是红色的。整片天都是红的。”
阿瑶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你记得这么清楚。”
“因为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景色，”我说，“比三万年来见过的任何景色都美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有人在看。”
泥鳅抬起头。“谁在看？”
“王勃，”我说，“他在看落霞，在看孤鹜，在看秋水长天。他看得那么认真，那么用力，像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住。因为他知道，他快看不见了。”
“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要看不见了，才会真正地去看。”
“大部分人活了一辈子，什么都没看见。”
我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，苦的。
“老头儿，”泥鳅说，“你现在看见了什么？”
我看了看他。
八岁，瘦得像根柴火棍，脸上脏兮兮的，鼻子下面挂着两条鼻涕，但眼睛很亮。亮得像那天江上的落日。
“看见了一个想吃肉夹馍的小孩。”我说。
泥鳅笑了，鼻涕泡都出来了。
阿瑶也笑了。
江风吹过来，带着水腥气。滕王阁在夕阳下沉默着，像一个老人，在回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。
楼还是那座楼。但写文章的人不在了。
文章还在。落霞还在。孤鹜还在。秋水还在。长天还在。
什么都不缺。缺的只是那个看风景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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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洪州住了两天。
不是我想住，是泥鳅想住。他说好不容易到了个有楼的地方，得多看看。其实他不是想看楼，他是想吃洪州的瓦罐汤。茶摊老板推荐的，说洪州最有名的不是滕王阁，是瓦罐汤。
泥鳅喝了两罐，说比馄饨好吃。阿瑶喝了三罐，说比肉夹馍好吃。我喝了一罐，没说话。
“老头儿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泥鳅问。
“在想事情。”
“想什么？”
“想王勃。”
“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”
“死了也可以想。”
“想了有什么用？”
“想了他就不会被忘掉。”
泥鳅想了想。“那我也想。我也想王勃。”
“你想他什么？”
“我想他写文章的时候，手为什么发抖。是不是因为冷？”
“也许吧。”
“那天冷吗？”
“不冷。重阳节，秋老虎还没过。”
“那他为什么发抖？”
我看着他。
“因为他在害怕。”
“怕什么？”
“怕自己写不好。”
“他写得多好啊，怎么会写不好？”
“越是想写好，越怕写不好，”我说，“写文章就是这样。你越在意一件事，就越怕搞砸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别怕，”我说，“别怕搞砸。”
“你说的容易，”泥鳅撇了撇嘴，“你又不用写文章。”
“我写过。”
“写的什么？”
“一篇文章。写了三万年，还没写完。”
泥鳅瞪大了眼睛。“三万年？那得多长啊？”
“不长，”我说，“就几个字。”
“哪几个字？”
“我在。”
泥鳅愣了一下。“就两个字？”
“就两个字。”
“写了三万年？”
“写了三万年。”
泥鳅看着我，嘴巴张着，半天没说出话。
阿瑶在旁边，低着头，耳朵又红了。
“老头儿，”泥鳅终于开口了，“你是不是傻？”
“也许吧。”
“两个字写三万年，你就是傻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你这篇文章什么时候能写完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再过三万年，也许明天。”
“明天？”
“明天要是有人看见了，就写完了。”
“看见什么？”
“看见这两个字。”
泥鳅挠了挠头，一脸迷茫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阿瑶，然后低下头，把碗里剩下的汤一口喝干。
“老头儿，我看见了。”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
“你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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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滕王阁旁边的一家客栈里。客栈不大，但干净。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姓陈，以前是个教书先生，老了开个客栈打发时间。
他听说我们是从北方来的，很热情，拉着我们聊天。
“你们来得巧，”他说，“明天就是重阳节了。滕王阁上有诗会，好多文人都会来。你们可以去看看。”
“又是诗会？”泥鳅撇了撇嘴，“会不会又有人作弊？”
陈老板笑了。“作弊是作弊，文章是文章。好的文章，作弊也写不出来。”
“那王勃那篇算不算作弊？”
“王勃那篇？”陈老板愣了一下，“王勃那篇不算作弊。那是人家真本事。”
“可是他都死了三百多年了，”泥鳅说，“你们还念他的文章？”
陈老板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好的文章，不会死。写文章的人死了，文章还活着。就像……”他想了想，“就像滕王阁。盖了烧，烧了盖。楼不是那座楼了，但名字还是那个名字。人不是那个人了，但文章还是那个文章。”
“那人不在了，文章还有什么用？”泥鳅问。
陈老板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“孩子，”他说，“你多大了？”
“八岁。大概吧。”
“八岁，”陈老板点点头，“八岁就能问出这种问题，将来不是个凡人。”
“我不是凡人，”泥鳅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是跟着一个活了三万年的人混的。”
陈老板看了看我，笑了笑，没有当真。
“孩子，”他说，“文章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。文章是让人记住的。人活一辈子，什么都留不下。房子会塌，钱会花光，连骨头都会烂成泥。但文章不会。文章在，人就还在。”
“王勃死了三百多年了。但他还活着。在滕王阁上，在落霞里，在孤鹜的翅膀上，在秋水的波浪里。你站在江边，闭上眼睛，就能听见他在念——‘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’。”
“他还活着。在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的心里。”
泥鳅听得很认真。
“陈爷爷，”他说，“你能教我认字吗？”
陈老板愣了一下。“你要认字？”
“嗯。我想写文章。”
“写什么文章？”
“就两个字。”
“哪两个字？”
“我在。”
陈老板看了看泥鳅，又看了看我。
“这孩子，”他说，“像你。”
“不像，”我说，“比我强。”
那天晚上，泥鳅跟着陈老板学了一个时辰的字。学会了“人”字，学会了“大”字，学会了“天”字。他写字很难看，跟狗爬的一样，但他写得很认真。
他写完“天”字的时候，突然停下来，看着窗外。
窗外是江。江上是月亮。月亮很圆，很亮，照在江面上，像一条银色的路。
“老头儿，”他说，“我长大了要写一首诗。比王勃写得还好。”
“好。”
“你等着。”
“等着。”
“三万年也等？”
“三万年也等。”
他笑了。
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亮亮的，像两颗星星。
阿瑶坐在我旁边，轻轻地说：“沈木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以前有没有想过，会有这么一天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觉得，”我说，“三万年，没白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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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是重阳节。滕王阁上果然热闹，来了好多文人。穿长衫的，拿折扇的，摇头晃脑吟诗的，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是王勃转世。
泥鳅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听这个吟一句，听那个念两句，回来跟我说：“都不行。没有王勃写得好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他们写的东西没有味道。王勃写的，我能看见落霞，能看见孤鹜，能看见秋水长天。他们写的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“那你写一个。”
“我不会，”泥鳅理直气壮地说，“我只会写三个字。”
“哪三个？”
“‘人’、‘大’、‘天’。”
“够了，”我说，“这三个字够了。”
“够什么？”
“够写一篇文章了。”
“怎么写？”
“人站在大地上，头顶着天。这就是一篇文章。”
泥鳅想了想。
“那题目呢？”
“‘我在’。”
泥鳅看着我，嘴巴张了张，又闭上了。他转身跑到江边，站在栏杆前，看着远处的江水。
江面上有船，有鸟，有落日。
他站了很久。
然后他跑回来，拉着我的衣角。
“老头儿，我写了一首诗。”
“念来听听。”
他清了清嗓子，大声念：
“人在天地间，
站在江边看水。
水里有月亮，
月亮在天上。”
念完之后，他看着我，等着我评价。
我想了想。
“不好。”
泥鳅的脸垮了。
“但是，”我说，“比王勃的好。”
泥鳅愣了一下。“你骗人。”
“不骗人。王勃写的是他看见的。你写的是你在的。看见的东西会消失，在的东西不会。”
泥鳅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笑了。
笑得比江面上的落日还亮。
阿瑶站在我旁边，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。
“沈木，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”
“三万年了，总得学会点什么。”
“那你学会了什么？”
“学会了看。学会了等。学会了在。”
她靠在我肩膀上，闭上眼睛。
江风吹过来，带着水腥气和桂花香。
滕王阁在夕阳下沉默着，像一个老人，在听一个孩子念诗。
楼还会烧，还会盖。文章还会被人念，被人忘。
但有人在。
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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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待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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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后记：
这一章写得很慢，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什么是“好”的文章？
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当然好，千古绝唱。但泥鳅那首“诗”呢？一个八岁的孩子，站在江边，看见水里有月亮，月亮在天上。这算不算好？
我觉得算。不是因为技巧，是因为真实。
泥鳅不是在“写诗”，他是在“说话”。说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人在天地间，站在江边看水。水里有月亮，月亮在天上。
这就是“我在”。
至于神仙、打斗、历史名人——后面都会有。但我不想让它们只是“刺激”。我想让它们成为故事的一部分，成为沈木和阿瑶三万年旅程的一部分。
比如李白。李白写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他可能真的见过“天上来的水”——在某个雨夜，在某个沈木也在场的场合。
比如苏轼。苏轼写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他问的“青天”，也许真的是那个有眼睛的天道。
这些都会在后面慢慢展开。
但首先，得先让泥鳅学会写“人”字。
——长安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