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九江出来，我们沿着长江往东走。走了两天，到了湖口。湖口是鄱阳湖入江的地方，水势浩大，站在岸边看，分不清哪里是江水，哪里是湖水，只觉得一片茫茫荡荡，往天边铺过去。

“老头儿，”泥鳅站在岸边，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看，“对面是什么？”

“湖口县。”

“湖口县过去呢？”

“彭泽。”

“陶渊明那个彭泽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我们去吗？”

“你想去？”

泥鳅想了想。“不去也行。他在那儿当了几天的官就走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要看就看他在的地方。他种地的地方，他喝酒的地方，他看菊花的地方。当官的地方，不去也罢。”

阿瑶笑了。“你倒是懂他。”

“我跟老头儿学的，”泥鳅说，“老头儿说，看一个人，不要看他风光的时候，要看他一个人的时候。陶渊明一个人的时候，在种地，在喝酒，在看山。那才是他。”

我看着泥鳅。八岁。但他说的话，有些人活八十年也说不出来。

“走吧，”我说，“前面有个地方，叫石钟山。去看看。”

“石钟山？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有石头，有钟声。还有一个老头儿。”

“什么老头儿？”

“一个撑船的老头儿。”

石钟山在湖口县城旁边，不大，但很陡，临着江的一面全是悬崖。悬崖下面有个洞，水拍进去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声音，像敲钟一样。所以叫石钟山。

我们到的时候是下午，太阳西斜，照在江面上，金光闪闪的。山脚下有个小码头，停着几条渔船。一个老头儿坐在码头上补网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，手指粗得像萝卜，但很灵活，梭子上下翻飞，网眼一个一个地补。

“老人家，”我走过去，“能借个地方歇歇脚吗？”

老头儿抬头看了我一眼。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，又看了看阿瑶和泥鳅，点了点头。“坐吧。船上有水，自己倒。”

我们在码头上坐下。泥鳅蹲在老头儿旁边，看他补网。

“爷爷，你在补什么？”

“渔网。”

“补了干嘛？”

“明天打鱼。”

“打到的鱼卖吗？”

“卖。不卖吃什么。”

“多少钱一条？”

“看大小。小的几文，大的几十文。”

“有比我还大的吗？”

老头儿笑了。“有。江里有大鱼，比你还大。但大鱼不好抓，网不住，要用钩。”

“你抓过大鱼吗？”

“抓过。年轻的时候抓过一条，这么长——”他张开双臂比了比，“拖上岸的时候，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卖了。卖了二两银子。”

“二两银子是多少？”

“够买几百斤米。”

泥鳅的眼睛瞪得溜圆。“那你怎么不接着抓？抓一条就够吃一年了。”

老头儿摇了摇头。“大鱼不是天天有的。抓鱼这事儿，跟过日子一样。不能指着运气过。今天有大鱼，明天没有，你就不吃饭了？得指着小鱼过。天天有，天天有，才能过日子。”

泥鳅想了想。“那陶渊明种地也是这样。年年种，年年收。收成好不好另说，但得年年种。”

老头儿的手停了一下。“你认得陶渊明？”

“不认识。但老头儿认得。”泥鳅指了指我。

老头儿看了我一眼。“你认得陶渊明？”

“认得。一千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老头儿没有吃惊，没有笑话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补网。

“一千多年，”他说，“那你也认得苏东坡？”

“认得。”

“苏东坡也来过这里。”

“我知道。他写过《石钟山记》。”

“对，”老头儿放下梭子，看着江面，“他跟他儿子来考察石钟山为什么叫石钟山。划船在江里转了好几天，敲石头，听声音，写了一大篇文章。他走的时候，跟我太爷爷的太爷爷说了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他说：‘老人家，你这辈子住在石钟山下，知不知道这山为什么叫石钟山？’”

“我太爷爷的太爷爷说：‘不知道。我打了一辈子鱼，只知道什么时候涨水，什么时候退水，什么时候鱼多，什么时候鱼少。山叫什么名字，不耽误我打鱼。’”

“苏东坡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说：‘你说得对。名字是给人叫的，山就是山。叫什么，它都在那儿。’”

“然后他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石钟山，说了一句诗。”

“什么诗？”

“他说的不是自己写的诗。他说的是李白的。”

泥鳅立刻坐直了。“李白哪句？”

老头儿想了想，慢慢念出来：“‘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’”

泥鳅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这诗什么意思？”

“李白的意思是，有人问他为什么住在山里，他笑而不答。桃花落在流水上，悄悄地流走了。这山里别有天地，跟人间不一样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不答？”

“因为不用答。住在山里，就是住在山里。不需要理由。”

泥鳅点了点头。“就像老头儿走路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走路，他也不答。走路就是走路。不需要理由。”

老头儿看着泥鳅，看了好一会儿。“这孩子，像你。”

“不像，”我说，“他比我强。”

老头儿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他低下头，继续补网。梭子在手指间翻飞，网眼一个一个地补好。夕阳照在他身上，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江面上，随着波浪一晃一晃的。

“老人家，”我说，“你在这江上打了一辈子鱼？”

“打了一辈子。从小就跟我爹上船。我爹的爹也是打鱼的。往上数，不知道多少代了。”

“有没有想过不打了？”

“不打了干嘛？”他抬头看了看天，“不打鱼，我就不会别的了。就会打鱼。打了六十多年了，手一摸网就知道哪个眼儿破了，一踩船就知道今天风大不大，一看水就知道鱼在哪儿。这些本事，不打鱼就没用了。”

“那你不觉得累吗？”

“累。怎么不累。年轻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老了，腰疼、腿疼、胳膊疼。但累也得打。不打鱼，吃什么？喝水活着？”

他笑了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“再说了，打鱼也不全是累。你看这江——”他指了指远处的江面，“好看不好看？”

江面上金光闪闪的，几条渔船正在收网，船头的渔夫唱着号子，声音在江面上飘。

“好看。”泥鳅说。

“对，好看。我看了六十多年了，还是觉得好看。春天好看，夏天好看，秋天好看，冬天也好看。下雨好看，天晴好看，起风好看，下雪也好看。你觉得好看，就不觉得累了。”

他放下梭子，伸了个懒腰。“人活着，不就是图个好看吗？好看的山，好看的水，好看的人。有了这些，累点就累点。”

泥鳅站起来，走到江边，捧了一捧水，喝了一口。“甜的。”

“江水是甜的？”老头儿笑了。

“甜的，”泥鳅坚持说，“你尝尝。”

老头儿摇了摇头，但还是站起来，走到江边，捧了一捧水，喝了一口。他咂了咂嘴，愣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口。

“还真是甜的，”他说，“打了六十多年鱼，头一回喝到甜的。”

他看着泥鳅，目光变得柔和了。“孩子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泥鳅。”

“泥鳅，”老头儿念了一遍，“泥鳅好。泥鳅活在泥里，但干干净净的。”

泥鳅笑了。“陶渊明也种地，也活在泥里，也干干净净的。”

“对，”老头儿点点头，“陶渊明是种地的，我是打鱼的。种地的写诗，打鱼的不写诗。但我们都活在泥里，水里，风里，雨里。都干干净净的。”

他从船上拿了一条鱼，用草绳穿了，递给泥鳅。“拿着。路上吃。”

泥鳅接过鱼，看了看。“多大？”

“不大。一斤多。”

“值多少钱？”

“不值钱。送你的。”

“那你不是亏了？”

“不亏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让我喝到了甜的江水，值了。”

泥鳅捧着鱼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包袱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王老板给的那块肉，还有一小块，他一直没舍得吃。他把肉递给老头儿。“这个给你。东坡肉。王妈妈做的，跟苏东坡做的一样。”

老头儿接过肉，看了看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。“东坡肉……我小时候听过。没吃过。”

“那你尝尝。”

老头儿咬了一口，嚼了嚼，眼睛眯起来了。“好吃。真好吃。炖得烂，入味，不腻。苏东坡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他就是在黄州发明的，”泥鳅说，“那时候他穷，买不起好肉，就买便宜的猪肉，慢慢炖，炖出这个味道来。”

“穷人也得吃饭，”老头儿说，“穷人也得吃好的。苏东坡懂这个。”

他把剩下的肉包好，放在怀里。“留着明天吃。今天吃了鱼，肉留着。”

他看了看天色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边还剩一抹红。“天黑了，你们住哪儿？”

“还没找地方。”

“住我船上吧。船不大，但挤一挤能睡三个人。比外面强。”

“谢谢老人家。”

“谢什么，”他收起渔网，往船上走，“你们陪我说话，我给你们地方睡。谁也不欠谁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睡在老头儿的船上。船不大，船舱里只能躺三个人，挤得严严实实的。泥鳅躺在中间，我躺在他左边，阿瑶躺在他右边。泥鳅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会儿踢我一脚，一会儿蹬阿瑶一下。

“别动了，”阿瑶小声说，“睡觉。”

“睡不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事情。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想那个老头儿。他打了一辈子鱼，不写诗，不写文章，不认得李白陶渊明苏东坡。但他喝的江水是甜的。他看的日落是好看的。他打的鱼是新鲜的。他过的日子——是不是跟陶渊明一样？”

阿瑶想了想。“差不多。”

“那他也算是个诗人？”

“算。不写诗的诗人。”

泥鳅安静了一会儿。“那我呢？我也不写诗，我算不算？”

“你写了。你那天在洪州写了一首。”

“那不算。那是瞎写的。”

“瞎写的也是诗。最好的诗都是瞎写的。”

泥鳅又安静了一会儿。“阿瑶姐姐，你在天上的时候，看见过这样的日子吗？”

“看见过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下来？为什么不早点下来？”

阿瑶沉默了很久。

“因为我不敢。”

“不敢什么？”

“不敢下来找他。我怕他不要我了。三万年了，他可能会忘了我，可能会有别人，可能不想见我了。”

“那你现在怎么敢了？”

“因为白七告诉我，他没有忘了。他没有别人。他一直在等我。”

泥鳅在被窝里翻了个身，面对着我。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看着我。

“老头儿，你真的等了三万年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累吗？”

“累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等了？为什么不想算了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我想了想，“因为答应了。”

“答应什么？”

“答应过她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下雨天，我说：‘我不会走的。’”

泥鳅沉默了很久。

“老头儿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个人，说话算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也答应过带我去看海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也会去的。”

“会去的。”

“不管多远？”

“不管多远。”

“不管多久？”

“不管多久。”

泥鳅在被窝里伸出手，摸索着找到我的手，握了一下。他的手很小，很暖。

“那我睡了，”他说，“明天还要走路。”

他翻了个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呼吸变得均匀，小小的身体在船舱里缩成一团，像一条真正的泥鳅。

阿瑶在黑暗中轻声说：“沈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喜欢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也喜欢他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以前有没有想过，会有一个孩子叫你‘老头儿’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觉得……挺好的。”

她笑了。我听见她的笑声，很轻，像江面上的风。

船在江面上轻轻摇晃。远处有钟声，从石钟山的洞里传出来，“咚咚”的，像是山在说话。

山说什么，我听不懂。

但它在。

就够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头儿起得很早。我们醒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江里打了鱼回来，船舱里多了好几条鱼，活蹦乱跳的。

“你们要走了？”

“嗯。往东走。”

“去看海？”

“对。”

老头儿点了点头。“我没看过海。打了一辈子鱼，就在这江里。江河都看不完，别说海了。”

“海跟江不一样，”泥鳅说，“海更大，更宽，看不到边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听人说过。海是蓝的，天也是蓝的，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。”

他蹲在船头，抽了一袋烟。烟雾在晨风里散开，很快就没了。

“你们去吧，”他说，“替我看一眼海。回来的时候告诉我，海是什么样的。”

“好。”泥鳅说。

“还有，”老头儿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递给泥鳅——是一块石头，圆圆的，滑滑的，被江水冲了很久的那种。“这是我在江底捡的。打鱼的时候网带上来的。带了十几年了。你们带着，到了海边，替我扔进海里。让它替我看看海。”

泥鳅接过石头，捧在手心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小心地放进包袱里，拍了拍。

“爷爷，你放心。我一定替你扔进海里。”

老头儿笑了。笑得满脸褶子，像石钟山上的石头。

我们上了岸，走了。走了很远，回头一看，老头儿还站在码头上，手搭在额头上，往我们这边看。

泥鳅停下来，回头看了很久。

“老头儿，”他说，“他一个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打了六十多年的鱼，一个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会不会想我们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那我们回来看他吗？”

“回来看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看了海就回来。”

“那他要等多久？”

“不久。几个月。”

“几个月不久？”

“不久。跟三万年比，几个月不算什么。”

泥鳅点了点头。“对。跟三万年比，几个月不算什么。”

他转过身，继续走。新布鞋踩在土路上，啪啪响。

阿瑶走在我旁边，突然说：“沈木，你知道吗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跟他说的一样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陶渊明。他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桃花源记》。里面有个渔人，从桃花源出来之后，告诉太守，太守派人去找，没找到。后来就没人再去了。但你刚才说的，跟那个渔人不一样。”
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
“你说回来看他。那个渔人没有回去。所以桃花源就没了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桃花源还在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有人在。有人在，桃花源就在。”

阿瑶看着我，笑了。

“沈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变了。”

“哪里变了？”

“以前你是一个人走路。现在你不是了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但我觉得，她说得对。

路还是那条路。但走路的人，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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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还长。石头在包袱里，沉甸甸的。

——长安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