忠义救国军的成立仪式是在临安城外一个小村庄里举行的。没有锣鼓，没有鞭炮，只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。部队约两千人，站在打谷场上，灰扑扑的一片。军装倒是不差，戴笠从军需库调拨了一批新军装，穿在身上还算整齐。武器也精良，捷克式轻机枪、中正式步枪，每人还发了一顶钢盔。但人的气质和正规军不一样——士兵们站没站相，有的歪戴着帽子，有的叼着烟卷，有的把枪扛在肩上像扛锄头。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上海、浙江一带招收的青洪帮分子，江湖气重，痞气也重，在帮会里混过，见过世面，但也带来了帮会的习气。长官在台上讲话，他们在台下交头接耳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骂骂咧咧，军官喊破嗓子也压不住。

沈碧瑶出席了仪式。她穿着一身笔挺的少将军服，领口别着一颗星，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少将军服。军装是戴笠派人送来的，尺寸刚好，布料挺括，做工精细。她站在主席台上，风吹得她的衣角翻飞。她知道自己是挂名的，实际事务不管。戴笠让她当这个副司令，不是要她带兵打仗，是要她在陈东征和忠义救国军之间搭一座桥。她的目光扫过台下那些歪歪斜斜的士兵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

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戴笠派来的军统干部周明远手中。周明远三十出头，瘦高个，脸型削瘦，眼睛很亮，说话语速快，带着一股精明干练的劲头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上校军装，站在主席台中央，声音洪亮，宣布忠义救国军正式成立。他讲了一通大道理——抗日救国、忠义千秋、马革裹尸。士兵们在台下嬉皮笑脸，有人小声说“马革裹尸？老子还想活着回去呢”。周明远瞪了一眼，那人才闭了嘴。沈碧瑶站在他旁边，面无表情。

仪式结束后，周明远单独来找沈碧瑶，态度恭敬，但话语里带着分寸。“沈副司令，以后还要请您多关照。陈军长那边，还请您多美言几句。”沈碧瑶说：“只要是为了打鬼子，陈军长不会袖手旁观。”周明远笑着点头，但沈碧瑶知道，这个人心里不会真的听她的。他是戴笠的人，只听戴笠的。她不过是个挂名的副司令，用来联络新11军的桥梁而已。

陈东征没有出席仪式。他派赵猛代表新11军去观礼。赵猛回来向他汇报时，表情有些复杂。“装备不错，戴老板下了本钱。但那些人——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不是当兵的料。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满嘴江湖黑话。军座，这些人能打仗吗？”

陈东征靠在椅背上，看着赵猛。“能不能打仗，打了才知道。青洪帮的人，讲义气，不怕死。用好了是利刃，用不好是双刃剑。让王效企带一个营去配合他们。他熟悉基层带兵，脑子也活，跟那些人打交道，比刘大柱更合适。”

赵猛愣了一下。“军座，让王效企亲自去？他是指挥独立团的人，亲自带一个营出去，会不会——”

陈东征摆了摆手。“他需要锻炼。独立团以后要在敌后独当一面，现在跟着忠义救国军走一趟，积累经验。”赵猛没有再问。

没过几天，周明远亲自来军部拜访，希望新11军派部队配合行动。沈碧瑶把他领进会客室，陈东征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周明远立正敬礼，动作干脆利落。

“陈军长，久仰。忠义救国军初建，经验不足，希望能得到贵军的配合。我们计划深入杭县地区，袭扰日军后方。兵力不足，需要贵军支援。”

陈东征看着他。“需要多少人？”

“一个营就够了。”周明远说。“我们正面袭扰，贵军负责侧翼掩护。”

陈东征点了点头，把王效企叫来。“你带独立团一个营，配合忠义救国军行动。营长是刘大柱，你亲自带队。”他看着王效企。“那些人江湖气重，不好带。你多长个心眼，既要配合，也要防着。安全第一。”

王效企立正。“是。”

部队从临安出发，向杭县方向开进。王效企带着独立团的一个营走在前面，行军隐蔽，纪律严明，士兵们脚步很轻，踩在碎石路上几乎没有声音。忠义救国军走在后面，稀稀拉拉的，有人咳嗽，有人说话，有人掉了队，被后面的军官骂着赶上来。一个青洪帮出身的小头目叼着烟卷，一边走一边跟旁边的人吹牛：“老子在上海滩砍人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呢。”军官瞪了他一眼，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把烟头弹到路边。王效企回头看了一眼，皱了一下眉头，但没有说什么。

凌晨，部队到达预定位置。目标是一个日军小型据点，驻有一个小队，几十个鬼子，外加一个连的伪军。据点建在公路边上，四周有铁丝网和沙袋工事，两个碉堡一东一西，互相掩护。

王效企趴在地上，用望远镜观察了一遍，对周明远说：“周司令，我建议先侦察一下，摸清鬼子的巡逻规律再动手。这样贸然进攻，伤亡会很大。”

周明远趴在他旁边，也举着望远镜。“侦察？我们来之前已经侦察过了。据点里不到一个小队，伪军战斗力很差。趁夜摸上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天亮前就能撤。”

王效企还想说什么，周明远已经下令了。“各部队就位，凌晨四点准时发动进攻。”

战斗打响了。王效企的独立团营从正面进攻，火力压制碉堡，掩护爆破组接近。忠义救国军从侧翼包抄，负责切断日军退路。刚开始还算顺利，日军的机枪被独立团的迫击炮压制住了，爆破组炸开了铁丝网，冲进了据点外围。但日军反应很快，一个中队从附近的据点赶来增援，卡车在公路上亮着灯，远远就能看到。

周明远有些着急，命令预备队顶上去。但忠义救国军的预备队动作慢，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伤亡不小。独立团营被迫分兵，一边攻坚，一边阻击援军。王效企亲自带着一个排堵在公路拐弯处，用机枪封锁路面，日军的卡车被击毁了一辆，后面的被迫停了下来。但忠义救国军侧翼的防线被日军渗透，几个青洪帮出身的士兵见势不妙，丢下枪就跑，被军官连踢带骂赶了回去。

战斗打了将近两个小时。日军据点被摧毁，一个小队被全歼，伪军溃散。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，周明远很高兴。王效企走过来，脸色凝重。

“周司令，鬼子援军很快就会大举出动，必须马上撤退。一刻都不能等。”

周明远看着缴获的武器，有些不舍得。“弟兄们打了一夜，还没吃口热饭——”

“不能等了。”王效企打断他。“现在撤，还来得及。再拖下去，被咬住了，想撤都撤不了。”

周明远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下令撤退。但撤退组织得不够快，部队撤到半路，被日军援军咬住了尾巴。王效企的独立团营负责断后，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阻击追兵，打了一个多小时，伤亡十余人。忠义救国军也有损失，几个掉队的士兵被日军俘虏了。王效企带着最后一批人撤下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他满脸是灰，军装破了，看到周明远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下次，听我的。”

周明远没有说话。他看了一眼那些在战斗中跑散又被收拢回来的青洪帮士兵，心里清楚——这些人打顺风仗还行，遇到硬仗就不那么可靠了。王效企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去清点自己的部队了。

首次行动虽然成功了，但后续的发展并不顺利。日军加强了杭县地区的戒备，据点加固了，巡逻密度增加了，公路上的运输队也改了路线和时间。周明远策划了几次行动，都因为情报不准而扑空。一次，他们得到消息说日军一个运输队要从某条公路经过，部队埋伏了一整夜，结果运输队临时改了路线，白等了一夜。另一次，部队在途中遭遇了日军的伏击，损失不小。周明远召集骨干开会，分析原因，大家一致认为：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。

周明远想起陈东征说过的话——“情报是游击战的生命”。但军统在杭县地区没有网络，原有的几个情报点早就被日军破坏殆尽。他派人去联络当地的保长和乡绅，想建立情报网，但百姓不敢接近。一个老者私下对他说：“不是不想帮你们，是怕鬼子报复。上次你们打了据点，鬼子把附近几个村子的青壮年都抓去拷问了，死了好几个人。”

周明远无奈，向沈碧瑶汇报困难。沈碧瑶听完，把情况转告了陈东征。

陈东征沉默了一下，对沈碧瑶说：“让他们学学新四军的方法。”

沈碧瑶问：“什么方法？”

陈东征说：“帮老百姓干活。挑水、扫地、修房子、挖水渠。老百姓不是傻子，谁对他们好，他们心里有数。新四军在敌后能站住脚，不是因为他们能打，是因为老百姓帮他们。老百姓为什么帮他们？因为他们把老百姓当人看。忠义救国军想要情报，想要群众支持，就得先让老百姓觉得他们是自己人。”

沈碧瑶把陈东征的话转告给了周明远。周明远听了，沉默了一下。“我们是特务，不是搞群众工作的。让我们去给老百姓挑水扫地，像什么样子？况且我手下那些人，青洪帮出身，让他们去杀人放火还行，让他们去帮老百姓种地——他们干不来。”

沈碧瑶说：“新四军能做的事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？”

周明远没有回答。他答应试一试。

他让部下在驻地附近帮老百姓干农活。士兵们扛着锄头、铁锹，去田里帮忙。青洪帮出身的那些人不情不愿，有的把锄头扛在肩上像扛枪，有的蹲在田埂上抽烟聊天，有的嫌脏嫌累不肯下地。一个老兵油子把铁锹往地上一插，说：“老子在上海滩砍人的时候，还用不着种地。”军官骂了他几句，他才懒洋洋地拿起铁锹。百姓起初不敢接受，躲在家里不敢出来。后来有几个胆大的老人走出来，看着那些当兵的在地里干活，面面相觑。一个年轻人端着一碗水走过来，递给一个正在锄地的士兵，士兵接过来喝了，咧开嘴笑了。老百姓这才陆陆续续走出来，有的送水，有的送红薯，有的站在旁边看着。但军统干部们放不下架子。他们习惯了在城里搞情报、在敌后搞破坏，不习惯跟老百姓打交道。干活时心不在焉，有的发牢骚，有的敷衍了事。一个特工蹲在田埂上抽烟，看着士兵们干活，跟旁边的人说：“我们是来打鬼子的，不是来当农民的。”老百姓私下议论：“这些人不是真心帮我们，是做样子。那个带头的周司令，站在远处看着，连手都不伸。”

周明远把情况报告给戴笠。戴笠回电：同意尝试群众工作，但不要影响主要任务。周明远加大了群众工作的力度，让部下轮流去村里帮忙。有的干部和百姓聊得很投机，建立了初步的信任。但更多的人不习惯这种工作方式，一个军统特工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我们在城里搞情报，在敌后打游击，那是我们的本行。种地？那不是我们的活。老百姓对我们客客气气的，但不跟你交心。”

百姓虽然得了些好处，但对忠义救国军始终隔着一层。他们知道这支队伍是国民党派来的，是特务领导的，跟共产党不一样。他们不敢靠得太近，怕鬼子报复，也怕国民党翻脸不认人。

周明远找沈碧瑶诉苦。“沈副司令，不是我们不想做，是做不来。”

沈碧瑶问他：“新四军为什么能做？”

周明远无言以对。

沈碧瑶把情况告诉了陈东征。陈东征听后，站在窗前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院子里，槐树的枝干光秃秃的，在寒风中微微摇晃。远处的训练场上，士兵们在操练，口号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。沈碧瑶站在他旁边，等着他开口。

陈东征终于说话了。“他们学不来。不是方法不对，是人心不对。”

沈碧瑶问：“人心怎么不对？”

陈东征转过身，看着她。“新四军帮老百姓干活，是真心实意的。他们觉得老百姓是自己的父母兄弟，干活是应该的。忠义救国军帮老百姓干活，是当成任务来做的。那些人，青洪帮出身，江湖气太重，对老百姓吆五喝六惯了。他们放不下架子，弯不下腰。不是他们不想做，是他们做不到。他们的根不在老百姓那里，在帮会里，在特务系统里。让他们去给老百姓挑水扫地，比让他们去杀鬼子还难。”

沈碧瑶沉默了。她知道陈东征说得对。她想起在遵义城里看到的那些红军，他们帮老百姓挑水、扫地、修房子，不拿一针一线。那些事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她还记得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兵，说“等打完了仗，去杭州看看西湖”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个笑，她记了这么多年。

她问陈东征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陈东征说：“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。他们的事，让他们自己操心。戴老板会想办法的。”

沈碧瑶看着他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？”

陈东征没有回答。他转过身，走回桌前，坐下来，摊开地图，继续看。沈碧瑶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的肩膀微微塌着，像是在扛着什么很重的东西。她走过去，把手放在他肩膀上，轻轻按了按。他伸出手，握住了她的手。

忠义救国军在杭县地区活动了一个多月，战果有限，伤亡不小。青洪帮分子的痞气在几次战斗中暴露无遗——打胜仗的时候抢功劳跑得快，遇到硬仗的时候畏缩不前。周明远向戴笠汇报，建议调整部署。戴笠回电：以保存实力为主，暂不扩大行动。忠义救国军撤回了临安附近，靠军统的经费和武装维持。士兵们偶尔出去打一仗，打完就回来，不敢在敌后久留。那些青洪帮出身的兵油子在驻地附近喝酒赌钱，惹是生非，把当地百姓得罪了不少。周明远头疼不已，却也没什么好办法。

周明远偶尔来找沈碧瑶汇报工作。沈碧瑶知道他只是走形式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客客气气地接待，客客气气地送走。

一天晚上，陈东征和沈碧瑶坐在卧室里。窗外的月亮很圆，挂在槐树梢头，把院子照得银白一片。陈东征手里拿着一份忠义救国军的活动报告，看了一遍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忠义救国军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成不了气候。”

沈碧瑶问：“那你还支持他们吗？”

陈东征说：“支持。只要他们打鬼子，我就支持。但指望他们撑起敌后，不现实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看着窗外的月亮。“敌后的希望，不在他们身上。”

沈碧瑶想问“在谁身上”，但没有问出口。她大概知道答案。那个答案不能说，说出来就是大麻烦。她只是靠在他肩膀上，握着他的手，闭上了眼睛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两个人身上，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板上，靠在一起，黑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