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过得飞快，翻书一样。

一转眼，1973年的秋天到了。

吴秋梨给周秉衡织了一件毛背心。

深灰色的毛线，跟着隔壁连长媳妇学了半个月，起针、收针、领口压边，挑灯赶了十几个晚上。

织完那天，她把背心铺在桌上，拿剪子修掉最后一根线头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。

针脚细密，领口收得平整，挑不出毛病。

第二天一早，周秉衡穿着去了师部。

下班回来，他跟吴秋梨说，好几个干事都夸嫂子手艺好。

吴秋梨那天多炒了两个肉菜。

再过一天，她起来拉开衣柜。

灰色毛背心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方方正正，放在衣柜左边第三格。

跟她之前缝的布鞋垫、补的棉裤搁在一块。

周秉衡爱惜她做的所有东西。

每一样都会穿。

每一样，都只穿一次。

吴秋梨站了一会儿，把柜门关上了。

这一格后来越摞越高。

她再也没翻开过。

……

1974年，风向越来越紧了。

吴秋梨最先察觉到的是周秉衡回家的时间。

以前再晚也是十点之前，现在书房的灯经常亮到后半夜。

她去送姜茶，他还在写材料。

桌上的茶缸里厚厚的茶叶梗残留。

她后来才从军嫂们的闲聊里拼出了大概。

京城来了个巡视组，姓江的，来头很大，专挑基层干部的成分问题做文章。

师部好几个老同志都被点了名。

年底总结大会那天，吴秋梨不在场。

但当天晚上，小赵媳妇跑来串门，绘声绘色地转述了全过程。

会议室里，巡视组那个江司长翻着材料，冲着周秉衡发难。

“周副政委，这几份基层干部的审查报告，水分太大了。”

“有些人的背景大有问题，你们师政治部，这立场是不是不太坚定啊？”

整个会议室连咳嗽声都没了。

几十号干部屏住呼吸。

周秉衡没急，也没慌。

他打开面前的牛皮纸袋，抽出三份盖着大红公章的绝密回执单，推到桌子中间。

“江司长。”

周秉衡语气和气。

“这三份报告涉及的基层干部，半年前就由总政治处直接批复核实过。”

“他们的成分与背景，连带三代内的社会关系，完全符合组织规定。”

“如果您觉得有问题，可以直接给总政挂电话。”

那位江司长的脸当场就挂不住了。

小赵媳妇说到这儿，压低嗓门，神秘兮兮地补了一句。

“散会之后，那个姓江的在走廊拦住你家老周，说什么'风这么大，当心吹折了腰'。你猜你家老周怎么回的？”

吴秋梨端着杯子没吱声。

“你家老周就笑了笑，理了理袖子，说——'江司长，我这个人怕死，没什么大本事。就一条。'”

“'我活得久。'”

小赵媳妇拍着大腿笑，说在场的人都快憋出内伤。

吴秋梨也跟着笑了。

笑完之后，她端起凉了的茶，进厨房把水重新烧上了。

那天夜里，她又去送姜茶。

书房门虚掩着，灯光从门缝漏出来。

她端着碗站了一会儿，看见周秉衡坐在桌前，右手批文件，左手无意识地转着那块旧玉扣。

她没进去。

把姜茶搁在门口地上，转身回了卧室。

……

1975年春天，吴秋梨家里出事了。

吴建国在厂里遭到波及，莫名其妙被勒令停产整顿，连带着一家人吃穿都成了问题。

吴秋梨接到吴母哭诉的电话，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，可她连端姜茶进书房的时候，嘴都没张开过一次。

那是他最忌讳的站队问题，她不能给周家惹麻烦。

有天晚上她站在书房门口，手指头攥着门框，话在嗓子眼里滚了三圈，最后咽了回去。

她低头扶正被自己碰歪的笔筒，转身出去，把门带上了。

可不到一个月，事情峰回路转。

吴建国打来电话，说问题查清了，恢复原职，连被扣的两个月工资都补发了。

吴母喜气洋洋，说是有人在中间跑动，托了硬关系给平了事。

吴秋梨松了口气，没多问。

回娘家探亲那天，正赶上吴建国在堂屋打电话。

她刚进门，就听见她爹举着话筒，对着那头连声道谢。

“……这次多亏了你。”

“要不是你在里头打点，我这把老骨头交代在车间了！”

吴建国对着话筒连连道谢。

吴秋梨走过去端水杯。

电话漏音，听筒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嗓音有些糙，带着点哑，说话特别利索。

“吴叔，您客气了。”

“顺手的事，您安生待着就行。”

吴秋梨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。

这声音听着耳熟。

可一时间，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听过。

吴建国挂了电话，转过身看见她，笑呵呵地招手。

“闺女来了！快坐，你妈给你蒸了枣馍。”

声音断了。

那个差一点就浮上来的名字，又沉回去了。